刘占锋在2025环球人物年度盛典现场发言。

沪沽湖畔，夜色微凉，灯光在水面上荡开一圈圈光影。聚光灯下，刘占锋身着深蓝色西装，神情沉稳，将他几十年来对传承中华文化的见解娓娓道来——这是2025环球人物年度盛典现场的一幕，刘占锋作为嘉宾代表发言。

不久前，环球人物记者再次见到了他。73岁的刘占锋，语速依旧不疾不徐。当记者、做宣传、写文章、编典籍……刘占锋与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，当与记者聊起“最初的梦想”时，他笑着摆了摆手。

“参加工作也是参加革命”

时间回到1971年，18岁的刘占锋刚从高中毕业。当时，河南尉氏县正组织召开“全县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”，他被抽调去整理典型材料。

一天晚上，刘占锋参加材料汇报会，回到住处时已是深夜。刚一进门，他忽然发现口袋里的钢笔不见了。“在那个年代，钢笔可是个‘稀罕物’，金贵得很。”他顾不上休息，踩着月色赶回县委办公室，一位领导正在清理现场。他找到钢笔正准备离开，却被领导喊住。

“你过去写过啥稿子没有？”领导问。

“写过通讯文章。”刘占锋答。

“发在哪儿了？”领导又问。

“寄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了。”刘占锋答。

随后，领导又详细询问了文章内容、字数、播出的栏目等，刘占锋一一作答。“愿不愿意参加工作？”领导话锋一转。刘占锋想也没想就拒绝了：“我想参军。”

“那时候的小孩子人人都想当解放军，我也一样。”刘占锋对记者说。每次有人给他介绍工作，他心里都是一百个不愿意，总是梦想着有一天可以参军。后来，在领导“参加工作也是参加革命”的劝说下，他进入县委成为打字员，从此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往后十几年，刘占锋先后参与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作、河南人民出版社《学习<国家与革命>》的编写等，还多次在《人民日报》、新华社等中央媒体发表理论文章、调研报告。其间，他历任《开封日报》记者、开封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，后来又到开封市“扫黄打非”办公室主持工作。

刘占锋在澳门大学演讲。

“‘扫黄打非’主要是扫除文化垃圾、打击非法出版物。”刘占锋解释。彼时，一些未经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擅自发行图书、期刊等，导致书报刊市场鱼龙混杂、良莠不齐。每次接到群众举报后，刘占锋就组织办案，带队四处取证，与公安、工商、新闻等多个部门频繁联动。

也是在这一时期，刘占锋与时任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经济组副组长杜飞进相识，并逐渐成为挚友。在他看来，这段经历并非寻常的工作往来，而是一场思想上的启蒙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刘占锋受杜飞进邀请，为《人民日报》理论版撰写“扫黄打非”方面的理论文章。“杜飞进有一个习惯，只要表述准确，他都尽可能用作者原话，不轻易改动。”但在刘占锋的文章中，有一处他动了笔，将小标题“当前非法出版活动的特点”改成了“当前我国非法出版活动的特点”。

“你别小看‘我国’这两个字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”刘占锋对记者说。“这并不是简单的修辞变化，而是视角的转换，他教会我一切着眼于大局看问题。”这篇《关于进一步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思考》很快便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，还引发了英国路透社、BBC的关注和评论。

深耕中华文化

眼界的提升，不仅改变了刘占锋看问题的方式，也催生出新的责任与动力。

1996年，刘占锋调任开封市新华书店总经理。真正走进图书系统，他才发现一个被视为“正常流程”的现象：大量图书在基层书店的陈列期只有6个月，时间一到就会被集中下架。因此，一个地级市新华书店，每年被清退的图书，价值达五六十万元。

刘占锋经常反问自己：“一个人一辈子的思想结晶，只值6个月吗？”于是，他开始想办法，尽可能地延长图书的“生命”。“我成立了一个图书调节中心，将原本需要退回的书降价再流通，输送到县里、乡里的书店，再给它们半年时间。”

同时，刘占锋还做了系统的市场调研。“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人们对知识的需求量激增，但是大家的收入增长速度却远远赶不上对知识需求量的增长速度。”刘占锋说，“这就导致很多人想看书却未必买得起，买得起家里也未必放得下。”

一边是读者买不起书，阅读需求得不到满足；一边是图书积压，销售困难。面对这种市场需求错位，刘占锋索性开办了一个“读者俱乐部”。“俱乐部以借书为主，会员一年只需要30元会费，就可以自由借阅。同时，我也会将卖不出去的图书以低价供给俱乐部，让会员可以共享。”很快，“读书俱乐部”就在河南各地流行起来，其经验也被推广至全国。

同一时期，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组建了一支理论评论队伍，刘占锋是成员之一。理论评论既要立足现实问题，也要有思想纵深。在写作过程中，刘占锋常常希望写上一两句诗词、名言，为文章增添文采与分量。

但当他真正动笔时却发现，准确引用并非易事。“很多诗句我们都记得大意，可一落实到笔尖就卡住了。有时只能记住句子里的一两个字，无法从工具书中查到；而网上的信息真假难辨，即便查到了，也会因为核对出处、细节而耗费大量时间。”刘占锋在心里琢磨，是不是可以整理出一套语汇工具书，让大家可以通过句子里的任意字检索？

说干就干。刘占锋组织了十余位专家学者，对古往今来的成语、名言、诗句、辞赋名曲等进行系统梳理与归纳。在反复地推敲与编校中，那些原本散落在典籍里数以万计的词句，被重新编织进一套更清晰、更方便的索引体系。

刘占锋向学者张岱年介绍《中华语汇通检》。

“以‘马’字成语为例，当‘马’位于首位时，可以在对应条目下找到‘马到成功’；当‘马’位于第二位时，可以找到‘一马当先’；当‘马’位于第三位时，可以找到‘兵荒马乱’；当‘马’位于第四位时，可以找到‘塞翁失马’……”刘占锋解释道。无论记得的是开头、结尾，还是中间的某个字，都可以顺着字的位次找到完整的成语或诗句，再回到标准条目查阅释义与出处。

2002年，由刘占锋主编的《中华语汇通检》正式出版，包括《中国成语通检》《中国名言通检》《中国名诗句通检》《中国辞赋词曲名句通检》四卷，收入成语3.7万个，诗文词曲辞赋等名句4.3万条，共1047万字，是我国第一套任意字检索大型工具书。

深耕中华文化这些年，刘占锋又有了新的思考。“当前，我们已经进入以信息化为特征的新时代，文化资源只有经过深加工，转化为适用于互联网传播的‘语料’，才能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因此，“中华文化主题化重构”成为他近年来的新课题。

中华文化主题化重构总编纂合影，左一为刘占锋。

所谓主题化重构，就是依照当代阅读习惯，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成语、典故、名言、诗词、事例等重新构建主题化类别框架。“我们在编撰《中华诗典》时，会重新按照主题分类，比如关于春夏秋冬的古诗词有哪些？关于春夏秋冬的古诗词中抒发家国情怀的又有哪些？”刘占锋说。

如今，他和团队已经构建了6个类别层次、5万多个主题类目的框架结构，梳理了来自历代权威版本的近40万首中华古诗词、近6万精言妙语与思想观点和“二十四史”中的大部分人物、事件、轶闻，并进行了主题化重构。无论是名言、诗词，还是观点、例证，读者想查阅任何主题内容，都可以按图索骥，顺手拈来。

这些数字背后，是刘占锋数十年如一日的耐心与执着，也是他对中华文化的守护与传承。

人物简介：

刘占锋，1953年出生于河南尉氏县，198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，曾任《开封日报》记者，中共开封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，开封市新华书店总经理，开封市政协农业委主任、提案委主任，河南大学黄河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等，主编《中华语汇通检》《中华诗典》等。